佐证2：此币源于一组精制套币（图6）。此套币本有五种面值，但半角已经遗失，所以目前只有四种不全。此组套币其他面值者亦皆为类镜面精铸，且此组套币的版式都为稀少版。此枚二角版式与普通版式的对比见图19，目前所见此样币版式的流通币数量极稀，而所见到者品相皆不好（因样本太少），故只能选择品好的普通版式作为对比，其他面值类似二角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流通币中尚未见到与一角样币版式完全相同者。从概率上讲，如果是随机寻找，最大概率则是凑到一起的各个面值应该皆为普通版。找到某一面值的稀少版已经属于小概率事件了，而找到四种面值都是稀少版则是极小概率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四枚一组套币不可能是随机拼凑而来的，只能是一组原本就在一起的早期备选呈样币（见下述）。正式开铸后需要对某些细节和版模深浅作出优化，所以会慢慢调整图案细节，最终会稳定在某几个固定版式上。所以早期币数量必然稀少，而早期币都是按样币细节作为标准来铸造的，所以样币的版式与常见流通币版式存在差异是常见情况。
佐证3：材质特殊，外表的色泽和包浆属于典型的精制套币包浆，即色彩斑斓，层次复杂的深沉式包浆。世界各国的精制套币都是这种特征，如上述的香港1868年套币即为类似的包浆，广东光绪元宝盒装系列套币亦是类似包浆。笔者曾对此组的壹圆币做过金属检测，显示为约95高银，如此高的含银量极易氧化成黑褐色包浆，这和外观的感受是一致的。其他面值因为一直在评级币盒子里，所以笔者没有做过金属检测，但审视其外观色泽，应该和壹圆成色接近（可参考下述的袁像中圆样币情况），而不太可能是8成低银（此版流通币标准），低银的色泽通常枯涩干燥，缺乏银润感（如图2的流通二角），氧化后易生绿绣或浅绿色包浆，黑润色的包浆通常是高银的氧化特征。
佐证4：此组套币除五角外，外轮皆有搓磨的修饰痕迹。这是因为经过多次冲压导致币坯受到压力过大，致使币坯的外轮出现一圈高耸的卷边。北洋机器局开铸年代较早，且尚在试办期间(见下），工艺不可能很成熟，所以铸造样币时大概率会出现不规则的卷边。如果技术到位，模具精确度够高，从而能形成360度工整的卷边亦不影响审美（有时效果类似啤酒盖状），段祺瑞等军阀纪念币、龙凤一元样币和现代贵金属精制币等基本上都带此卷边。但如果技术不到位，使得卷边高低起伏，且分布不均匀，就会影响美观。所以近代很多样币都采取了将多余的卷边搓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典型如孙中山地球壹圆和二角（图7），此系列有很大比例都搓过边轮，以及民国三年L.G签字五分银质样币（图7）和民国二十一年金本位壹圆银币等等。这种处理方式的思路和传承应当来源于古钱的制作工艺，古钱的样钱和母钱都是铸成之后，后天再经过精雕细琢而制成的，其中搓边轮，搓外轮都属于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大部分清代样钱浑身都带有明显的搓痕，但收藏者似乎以此为美。北洋机器局总办傅云龙在其光绪二十二年的日记里提到北洋机器局亦用土法铸造古钱（见下面图8），所以机器局的工匠有这种处理思路亦属正常。流通币压力不大，极少出现卷边的现象。因效率问题，即使出现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观察和处理，只有在铸造样币的时候才会精雕细琢去修饰。
北洋机器局，1867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设于天津，时名军火机器总局。187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名为天津机器局。1896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再接办，易名为北洋机器局。北洋机器局银元即在王文韶任上铸造的，具体操办者为傅云龙，其职务为机器局总办。傅云龙一生游历世界，著作颇丰，属清末传奇人物，亦有日记传世。
《傅云龙日记》中对铸造银币事宜亦有记载，与王文韶的奏折契合度极高，图8为傅云龙在光绪二十二年的所有日记流水。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早在当年2月15日（农历）傅就与人商议如何利用局存机器铸造二角以下的小型银币，并打算购买能够铸造壹圆和五角的机器设备，最后提到请核奏咨立案。所以几天后，即2月24日（农历）王文韶便对此事上奏，见图9。奏折中所提事宜与傅云龙日记里几乎完全一致，可以说这份奏折就是傅云龙日记的详细版本。奏折中提到惟章程以试造为准，试造以机器为先，此处的章程非常重要，贯穿了整个事件的始末。奏折最后又提到：俟试办有效，再行妥议章程，另请奏咨，这为后来正式开铸银元时的再次上奏埋下了伏笔。
《傅云龙日记》后来再次提到铸造银元事宜则已经是年底了，即12月20日（农历）：会议银圆章程式样，详情请奏咨。仅仅两天之后，即12月22日（农历）王文韶便对章程和式样一事再次上奏（图10），此奏折户部朱批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12月26日（农历）。这次上奏王文韶先将年初上奏的铸币前事概略一提，然后叙述了这一年来机器局铸造银元的准备情况，并对银元的式样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最后总结道：据该司道等详拟章程，并将铸就银圆式样呈请奏咨前来。臣复加查核，章程尚属周妥，银圆式样亦甚精致……一俟开春即赶紧铸造，并将银圆式样大小五种咨呈军机处，恭备进呈御览。
与年初的情景几乎一致，此次上奏的内容又可以说是傅云龙日记的详细版本，全文围绕章程和式样展开，而且前后两次奏折都提到了傅云龙。不难看出，铸造银元的具体事务为傅云龙一手操办，操办过程中与上级王文韶等人进行讨论，有需要时王文韶便向皇帝上奏。年初第一次提到的章程，直到12月20日傅云龙才与王文韶等人制定完毕，12月22日王文韶便将章程制定完毕一事上奏给皇帝，这是对年初上奏时所谓的俟试办有效，再行妥议章程一事的交代。不难看出，整个1896年的铸币（即光绪二十二年）都非正规开铸，只是试办的产物。试办有效便可制订章程，然后上奏被批准，进入正式开铸环节，若试办失败则应无下文了。王文韶第一次上奏时便提到章程以试造为准，言语不甚爽快，可见并无十足把握。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其他省份铸造的银币都是计重式样（即七钱二分），而唯独北洋机器局为记值式样（即壹圆），本质上北洋机器局打算开信用货币之先河，信心不可能很足。所以所谓的试办表面上是有无能力铸造银币的问题，实则是银币投入到市面后能否被接受的问题。所以北洋二十二年的银币铸数不多，因为此年的铸币当为投石问路所用，即测试市场的接受程度。结果应该是偏乐观，所以王文韶和傅云龙决定制定章程和上呈样币，打算来年正式开铸。
关于王文韶上呈的式样，首先可以肯定，上呈的并非样式图纸一类的东西，而是真实的银币。因为奏折中提到：并将铸就银圆式样呈请奏咨前来……银圆式样亦甚精致，其成色分量……，既然是铸就，必然是真实的实物了，后来又提到式样比较精致，又提到成色和分量的问题，显然这是对银币实物的描述。奏折虽然对式样描述的很详细，但并没有提到年号，也没有提到上呈的数量。
但笔者可以肯定，王文韶上呈的式样必为光绪二十三年系列银币，即本文所论述的这套样币。依据如下：
1，上呈的样币肯定是将来要铸造但尚未铸造的新币。即铸造出样币后，先行给上级查看，上级同意后再正式铸造。王文韶在奏折中交代很明确：开春后就正式铸造。而春节一过就是光绪二十三年了，则正式开铸的银币必然是光绪二十三年的银币。所以王文韶上奏的核心之事，一句话概括就是打算铸造光绪二十三年的银元。既然如此，上呈的式样也应该是光绪二十三年的系列银币。此亦有佐证，即上奏的前两日才完成章程，所以光绪二十三年北洋系列银元才是真正的正式开铸之币，所以按情理应该上呈正式开铸的样式。
2，章程不仅是详细的明文规范，更是重要的仪式，没有制定好章程是无法上奏的（不然皇帝无所审阅），这也是傅云龙和王文韶不断提及章程这个字眼的原因。章程这个词在清代大臣奏折里出现频率极高，有时阅至关键处，满眼皆是章程两字。不只是开设造币厂，凡事关重大的创办之举皆附带章程上奏。如北洋机器局在1867年创办时也是如此，1866年8月恭亲王具奏，建议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划办理机器局，并设立好章程，其后被允准。至于一起呈送章程和样币的奏折亦不在少数，所以本例并非孤例，而属于常见情况。既然傅云龙等人12月20日才完成章程，那么设立正式章程之前的铸币和发行等行为都是非正式的，即铸造光绪二十二年的银币显然属于非正式的行为，用非正式的试办的产物去上呈，不合情理。
3，王文韶奏折中提到开春就赶紧开铸，但上奏当日已经是12月22日了（农历），离春节只剩八天时间了，所以户部朱批也非常快，12月26日就批复了，笔者查阅各类奏折，四日就批复是笔者见过时间最短的一次，说明事情从急需尽快批复，亦证实开春后即开铸并非虚言。假设王文韶12月22日上奏之时，二十三年银币的模具和样币尚未制成，区区八天时间根本来不及准备了。退一步来说，即使开春后一两个月再正式开铸也是来不及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制造币模至少需要数月时间，更何况是技术尚不甚成熟的北洋机器局。按照造币厂惯例，第二年新币的币模通常至少在第一年的年底之前就已经完成，而一般在秋季就已经完成了，如此才能在铸造时间上实现无缝对接。既然王文韶明确表示第二年开春就铸造，且上奏之时已是年底的年底，所以上奏当时，光绪二十三年的新型币模必然已经制好，样币也必然铸造和筛选完毕，准备充足之后才会去上奏。而既然上奏时新型的二十三年样币已经铸好，根据情理亦应该呈送二十三年样币给皇帝，则呈送给皇帝的式样必然是新型的二十三年银元的样币。
以上并非纯粹的推测，而是根据其他现实案例去类比分析的，如民国二十八年11月18日成都造币厂就已经铸好了民国二十九年的新型铜币的样币，而民国二十九年的新币则等到2月份公布最新币制改革后才开始铸造（详见本文第九：民国二十九年一分铜币样币）。货币乃一国之大事，事前机密行事，准备充足是必须的。
4，傅云龙提到，12月20日与他人议论章程和式样，并准备上奏；王文韶在12月22日的奏折中称臣复加查核……银圆式样亦甚精致。这说明12月20日王文韶也在场，一干人等共同讨论和制定了章程，观看和议论了式样，则说明此式样可能铸就不久。如果式样是现成的二十二年银币，在场人员都是亲历者，必定已经熟悉，则已无需议论了。这次关于章程和式样的会议，应该属于年底总结（因为第二年开春就打算正式开铸了），总结了试铸和发行银元近一年来摸索的各类经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正式的章程。同时，对将要上呈的样币进行了详细的观看和讨论，可能集体又对比和筛选了一次，最后合众人意见制定了最终的上呈方案。整理完毕，两日后王文韶就上奏了。王文韶奏折里的臣复加核查应当就是指这次会议时审视样币的情景。之所以是复加，应该是王文韶知晓在此之前这些样币早已被有关人员核查过了。
5，上呈这套样币时，已经是年底了，光绪二十二年的银币早已经投放到市场了。将已经投放到市场流通过的钱币样式再呈送给皇帝，不仅于理不合，亦有先斩后奏的嫌疑。即使是普通官员亦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更何况是以性格极其谨慎著称的一品大员王文韶。
6，史料分析固然重要，客观证据亦不可少，本文所述这套北洋二十三年银币样币就是强有力的实物证据。从上述的铸造学和钱币学来分析，这套银币至少是由特殊工艺铸造而成的试铸样币，而如果只是试铸样币并没有上呈给上级的打算，则不需要对边轮进行修饰。因为试铸样币的功用在于检验工序是否合格，工匠只需要查看样币外观即可，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综上，北洋机器局在光绪二十三年正式开铸之前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北洋二十二年的银币只是试办和前期调研的产物。在光绪二十二年的年底，光绪二十三年的开春之前，负责此事的直隶总督王文韶将正式开铸的章程和将要开铸的二十三年银元的样币上呈给皇帝，并获得了通过，所以于光绪二十三年开春之后正式开铸。
而本文所述的这套北洋机器局银元样币应当是王文韶上呈样币的备选样币，即机器局铸造了若干样币，然后在样本里层层筛选最精致者，最后只选择少数上呈给傅云龙和王文韶，而傅云龙和王文韶又可能在12月20日的会议上再聚众筛选一次，最终上呈给军机处，军机处再呈送给皇帝（见奏折）。
如上述，本文的四枚样币应当是在筛选时没有被选中的备选样币，具体而言：
这组套币中，五角精美度最低，存在先天瑕疵，即正面左上方（对应背后右上方）存在弱打，如此明显的瑕疵直接就筛选出局了，没有必要再去修饰，故五角边轮没有任何搓磨痕迹，非常符合情理。值得注意的是，五角的流通币一般所见弱打皆在中央位置，因龙头雕刻过深所致，而似这枚五角样币一般在靠近边缘位置带弱打的流通币，笔者从来没有见到过（包括所有版式），也从侧面佐证了这枚五角样币的独特之处，颇类似上述的带弱打的签字版大头。
一角的精美度一般，虽然底板类镜面，图案也打制的非常深刻全面，但边轮不甚规正，所以一角的正面边轮没有经过任何修饰，背面只对左侧边轮做过修饰，可能在初期就被筛选出局。
壹圆和二角铸造最为精致，所以对边轮的修饰也最多，可能在最后关头被筛选出局。壹圆有细微划痕，二角图案有重影，这些可能在筛选时被注意到了。这些未被选用的样币可能统一入局库进行存档处理。1900年北洋机器局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可能在当时流出。
最后，根据中国钱币博物馆的中心直大清铜币系列的上呈样币来分析，在前期筛选时，关注点可能不只是精美度这一个因素，亦有可能同时对设计的样式进行对比筛选。具体而言，以中心直大清铜币的两个面值为例，在流通币中20文和5文都有部颁龙和地方龙两种，按照一般道理在上呈时应该全部上呈部颁龙，但实际情况是中心直20文上呈的是地方龙，5文上呈的是标准的部颁龙，这属于严重的混搭拼凑。笔者推测当时主事者在铸造呈样币之前就对样式版别进行过筛选，用选中的样式去铸造呈样币，除此之外难找其他解释。所以北洋机器局银元呈样币可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为北洋机器局正式开铸前的准备时间够长，刻模技术可能尚未成熟，所以雕刻明年的新币模具时可能雕刻了若干种以备不时之需，而不太可能只有一种（尤其是重要的主币，见下宣统三年大清银币样币），然后对这几种进行筛选比对，比如最后指定壹圆呈样币用三角眼版，而非异形龙。但开铸之后，出于物尽其用的思想，所有雕刻成型的模具都有可能拿去铸造银币，而不会只限于当初的呈送式样。亦可参照本文开端的台湾伍角盒装样币，同一面值建立多个标准，雕刻多种模具当为常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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